夏文化考古新成果（鼏宅禹迹秦公簋所隐藏的华夏文明惊世秘密）

在夏文化研究中，尤其在夏代信史、大禹人物信史的考证中，秦公簋的文史价值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是我们确立夏王朝历史，确立大禹在中国历史中确有其人的最重要物证与文献记录。

秦公簋，1923年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。关于春秋秦公簋的制作年代，近百年来有有“襄公时”、“文公时”、“德公时”、“桓公时”、“景公时”等多种学术观点。王国维认为此器作于秦徙雍以后，用于供奉西垂陵庙；郭沫若、陈昭容认为是秦景公时器；李学勤从器型、铭文、字体等方面考证认为是秦穆公时器。“景公说”（前576年—前537年在位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采用。他们认为，秦公簋铭文与宋仁宗时得于陕西的盄和钟极为相似，两器均有“十有二公”之句，为同一秦公所作。这件盄和钟在我国古代考古学之父宋人吕大临编著的金文图录《考古图》中有所记载。

这些学者关于“景公说”的依据，大概是因为制作秦公簋的秦公为第十三代秦公爵位，其他的秦国国君爵位为子、伯、侯，不在爵位公之列。这是一桩中国历史研究悬案，有待进一步确认，以体现中国学术研究的严谨。因为各种观点前后有二百年的差距，对研究秦公簋起着关键作用，是需要深入认真研究的，笔者本文暂不讨论，本文重点探讨秦公簋铭文中所包含的大禹与夏文化内容。

秦公簋铭文：不显朕皇祖（且），受天命鼏宅禹迹，十又二公，在帝之坯。严，恭夤天命，保业厥秦，虩事蛮夏（獶）。

余虽小子穆穆，帅秉明德，刺刺（烈烈）桓桓，迈民是敕。

咸畜胤士，盍盍文武，镇静不廷，虔敬朕祀。

作吻宗彝，以邵皇且，其严御各，以受屯卤。

多厘眉寿无疆，畯疐在天，高弘有麐，灶有四方。宜。

秦国（前770年—前207年），是周朝时华夏族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诸侯国；学术界主流思想认为秦人来自东方而成于西方，是商末战乱时西迁的华夏族一支，在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出了一块铭文，上面记载秦王族是黄帝之后。秦景公大墓的发掘也证明了秦人乃华夏族，其中一个编磬上铭文“高阳有灵，四方以鼐”，帝颛顼号高阳，黄帝的孙子，这跟《史记》的记载是一致的。

秦国先人最早可以追溯到颛顼。根据《山海经.海内西经》：秦与周均是黄帝后裔。秦人以华夏自居，奉黄帝为始祖。颛顼的后代大费和大禹一起治水，治水成功以后，大费便留在舜帝的身边，为舜帝驯养和调教鸟兽。舜帝赞赏大费的功劳，就赐姓为嬴，这就是嬴姓的由来。因为大费善于调教鸟兽，人们又叫他柏翳（伯益）。

北宋大诗人苏轼携子在游历淮河岸边涂山之巅的大禹庙时，作有诗文《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》并自注：

此生终安归，还轸天下半。

朅来乘樏庙，复作微禹叹。

（昔自南河赴杭州过此，盖二十二年矣。）

従祠及彼呱，（有启庙。）像设偶此粲。（谓涂山氏。）

秦祖当侑坐，（庙有柏翳。）夏郊亦荐裸。（有鲧庙。）

可怜淮海人，尚记弧矢旦。（淮南人谓禹以六月六日生，是日，数万人会山上。虽传记不载，然相传如此。）

荆山碧相照，楚水清可乱。

刖人有余坑，美石肖温瓒。（荆山下有卞氏采玉坑，石色如玉，不受镵刻。取出山下，辄变色不复温莹。）

龟泉木杪出，牛乳石池漫。（龟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，真陆羽所谓石池漫流者。有石记云：唐贞元中随白龟流出。）

小儿强好古，侍史笑流汗。

归时蝙蝠飞，炬火记远岸。

在淮河涂山的禹王庙，柏翳与大禹一同被涂山百姓所供奉，在当地享有与鲧、禹父子同样的治水功绩，是秦人的祖先。所以，位于中国西域的秦人先祖，来说东方是有史可证的，而这个东方当为淮河涂山地区，与大禹同为华夏族人。

因此，秦公簋铭文表述的“不显朕皇祖（且），受天命鼏宅禹迹”，正是秦公追忆先祖柏翳追随大禹、协同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，为大禹出谋划策，作为舜帝授权、协同大禹管理天下的幕僚，“受天命鼏宅禹迹”“保业厥秦，虩事蛮夏”。

秦国先祖柏翳及后代，不仅为大禹治水建立功勋，更为大禹建立的夏王朝鞠躬尽瘁、“保业厥秦”，使得夏王朝功业兴盛，人民安居乐业；“虩事蛮夏”，蛮南方也，秦人先祖一心一意地服事于南方的夏王朝，也造就了秦人的功业、秦人的兴盛。

在秦公簋铭文研究中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铭文中的“夏”是一个标准古“夏”字，却在很多研究文章中，多加了一个“犭”变为“獶”字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“獶”字与“夏”字，代表了不同文化内涵，为何将秦公簋铭文中，毫无争议的“虩事蛮夏”，修改为“虩事蛮獶”？给夏文化研究制造混乱。“蛮夏”就是南方之夏王朝，这样的毫无道理的人为修改，究竟是何人、何机构所为？欲将中国夏文化研究引向何方？

在关于“夏”的历史文献中，“蛮夏”的意义非同小可，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其与“蛮夷”“蛮楚”所指代的“中国”是同等意义。

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“（公子成）曰：臣闻中国者，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能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。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教，易古人道，逆人之心，而怫学者，离中国，故臣原王图之也。”《战国策》上说：“中国者，聪明睿智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艺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楚之所义行也。”

在《史记》与《战国策》中，同样对“中国”的描述，一个“蛮夷”一个“蛮楚”，是不同观念的人，对“中国”不同的偏见；一个说在南方夷地，一个说在南方楚地。两者并不矛盾，都是历史观念的真实记录，因为大禹治水建立的夏王朝“中国”，位于淮河涂山地区，即是不同时代的“蛮”地、“夷”地、“楚”地；“蛮夷”“蛮楚”之中国，即是秦公簋铭文中的“蛮夏”。

终上所述，秦公簋铭文中的“不显朕皇祖，受天命鼏宅禹迹”“保业厥秦，虩事蛮夏”，向我们还原一段远古历史，一段华夏文明的铸就史。秦国先祖柏翳与夏王朝大禹在南方淮河涂山之地，共同开创的华夏文明，成为华夏民族与秦国兴盛的摇篮。